端午節傳統食品粽子，需要制作標準；

    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，需要做風險評估；

    食品不安全，需要廠家召回；

    自今年4月20日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征求意見以來，截止到5月20日結束，共收到意見建議1萬多條。這部關系到13億人身體健康安全的法律，其出臺背景是什么？具有哪些特征？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近日專訪了一直參與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制訂的國家質檢總局法規司司長劉兆彬。

    突發事件和貿易糾紛都需要立法解決

    劉兆彬司長向《中國經濟周刊》介紹說，食品安全法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脈動而產生，也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而走來，其出臺背景主要有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。

    “從國內來說，生產力發展水平整體不高與公眾對食品安全需求之間的差距，導致了食品安全突發事件，迫切需要法律規范。”劉兆彬表示，一方面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，老百姓的需求提高了：從只求溫飽到營養健康，從食品衛生到食品均衡安全；但另一方面，我國的食品業生產力水平整體不高。

    據劉兆彬介紹，我國有45萬家左右的食品生產加工企業，其中有35萬家左右為10人以下的小企業小作坊，占總數78.8%。雖然其產品市場占有率僅為9.3%，但卻是我國食品安全存在隱患的主要源頭。特別是農村地區的食品安全更是比較突出。于是，不時有食品安全突發事件見諸報端。如何杜絕這類事件？迫切需要食品安全法的出臺。

    “從國外來說，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，經濟發展呈現出"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"的融合。國際貿易急劇增加，食品進口成為常態；同時，雖然我國出口食品質量99％以上是合格的，但不排除極個別會出現問題，也有些國家利用法規，提高標準，人為設置食品進口障礙，導致食品安全貿易糾紛。保證進出口食品安全已成為當務之急，但我國現有相關法條僅僅是上個世紀制定的《食品衛生法》的兩個條文（第31條、第32條）。”劉兆彬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表示，2004年，國務院法制辦牽頭，食品安全法起草小組成立；去年10月草案提交全國人大；今年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。

    “歷經四年，如果順利，食品安全法有望在今年年底正式出臺。”劉兆彬說。

    是否采取多頭監管要看國情

    據記者了解，在本次食品安全法草案征求意見中，突出意見集中在食品安全多頭監管問題上，認為這種狀況會導致各監管方職責不清，互相推諉。

    劉兆彬司長向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談了他個人的看法：“實際上，我個人認為，食品安全分段監管是符合中國國情的。集中管理有集中管理的長處，分段管理有分段管理的優勢，我們不能一概而論。關鍵是我們要從中國當前的國情出發，適合我們的才是最好的。”

    我國目前的食品分段監管機制由2004年國務院頒發的關于食品監管體制方面的23號文確立。其中，農產品由農業部門管理；食品生產、加工和制作過程由質檢部門管理；食品流通和銷售過程由工商部門管理；餐飲業由衛生部門管理。

    劉兆彬表示，食品問題涵蓋范圍包括食品的生產、加工、流通和餐飲服務，還有食品添加劑的生產、經營，以及食品相關產品，例如廚具的生產經營等等，門類繁多，內容龐雜。“如果說要建立一個部門來管理，不僅部門人數要奇多，而且，每個人至少是通才，因為要通曉檢驗、檢疫、標準、認證等各方面的知識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。”

    另外，中國幅員遼闊，地域差異極大。食品生產，特別是農村小企業、小作坊的生產、銷售，具有極強的地域性。譬如，某個鄉村小作坊就生產蛋糕，銷售范圍就在本村，保質期也就3至5天。這樣的小企業，全國有35萬家之眾，靠一個部門去管，顯然力不從心。

    “這也是我們生產力水平決定的。譬如北歐一個國家，全國一共只有9個大的養殖場。國家只要管好這9個養殖場，全國的食品就安全了。而我們國家呢？國情不同就不能照搬別人的做法。”劉兆彬分析說，“這一點早在草案起草時就曾引起爭論。當時，我們專門研究了發達國家的情況。國外絕大多數國家，食品不是由一個部門來監管的，至少是2個部門、3個部門或者5個部門，在美國甚至是7、8個部門。他們按類別來管理。譬如，農業部管肉、禽、蛋，海洋管水產品等。”

    “就美國食品監管體制而言，他們認為也有不合理之處，也需要改革。譬如，就比薩餅來說，餡是肉類，那就屬于農業部管，而皮是面粉做的，就屬于衛生部管，所以，各國監管體制改革完善是個永恒的話題，沒有最好，只有最合適的。”劉兆彬說。

    但劉兆彬也指出，在分段監管食品安全中，最關鍵的問題是部門職責的無縫銜接，必須既不交叉，又不脫節，以避免推諉扯皮，保證監管落到實處。

    草案中建立了四大制度

    那么，目前已完成草案的食品安全法，在食品監管方面有何新的創意？

    “在食品安全法制定過程中，我們總結、吸收了國內外多年來食品管理的先進經驗、理念和做法，建立了四大制度。”劉兆彬介紹說。

    第一是可追溯制度，在對食品安全管理中，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鏈條管理。“我們應當抓住兩個源頭管理。就農產品而言，即從田頭到餐桌。如果餐桌上的食品不合格，我們可以一直追溯到田頭。其他加工食品，我們抓住加工源頭。”劉兆彬說。

    現在國內的一些大型食品企業集團，其生產廠家遍布全國，產地怎么標？劉兆彬表示，國家質檢總局為此專門頒布了《產品標識管理辦法》，要求產地要標到地、市一級，便于執法部門找到源頭，而不是大海撈針。這樣，不僅與食品安全法很好地銜接，而且也有力地保障了食品安全。

    第二是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。劉兆彬向《中國經濟周刊》介紹說：“召回制度是國家質檢總局在國內率先實行的一種制度。2004年開始實行，當時是缺陷汽車產品的召回，共有70多萬輛車被召回。”

    據介紹，召回分為兩類：企業自愿召回和政府強制召回。如果企業不愿意，政府就強制召回，并且予以處罰。不僅維護了消費者權益，客觀上也維護了企業的品牌信譽。

    “就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而言，目前食品安全法草案僅有"企業自愿召回"一種，我認為應該加上"國家強制召回"，以便對不法企業形成威懾。這樣，不法廠家如果不自愿召回，就會被政府強制召回，加大了其違法成本和違法風險。”劉兆彬說。

    第三是風險評估制度。目前出現了很多新資源食品，譬如花卉食品，到底對人體有無益處？如果有益處，究竟是什么？這些都需要風險評估。

    “但風險評估也有局限性，”劉兆彬坦言，“局限性之一就是周期過長。蘇丹紅，英國人研究了7年才有結果；而轉基因食品，有些國家已經做了幾十年，但還沒有結論。對此，只有要求廠家明確標識，讓消費者自行選擇。”

    第四是企業誠信制度。劉兆彬表示：“食品企業，如果一次違法、兩次違法、三次違法，就作為不良記錄；情節嚴重，就取消其生產資格。這就將誠信道德層面的軟問題上升到剛性的法律層面。因為誠信是市場經濟的基石。”